[转载] 《国家地理》杂志摄影师们的故事
罗伯特·金凯，一位摄影师，开一辆皮卡车，弹吉他，不吃肉但抽骆驼牌香烟，为国家地理赴爱荷华拍摄麦迪逊县的廊桥，与一位农妇的浪漫故事，爱她，离开她。
罗伯特，虚构的英雄人物，由于为一本挂历拍的一张照片受到国家地理杂志的青睐，当他打电话给杂志社时，他被告知：“我们随时恭候你的到来。”
《国家地理》的工作人员对此十分不满。摄影助理主任Kobersteen说：“单凭一张照片——无论它有多漂亮——也无法一脚踏进这扇门。我们需要看整个组照，我们要的是真实的人在真实的时刻做着真实的事。杂志空间的竞争是异常激烈的，每年我们都收到几百个创作意向，我们只发表其中70篇，甚至是最有希望的稿件，也会在通往国家地理的道路上遭受打击。”
为了考察一个名叫戴维·阿兰·哈维（David Alan Harvey）的摄影师，一位如今业已退休的摄影主任鲍勃·吉卡（Bob Gilka）把他派到纽约的COOPERASTOWN实习。三个月后，戴维接到了实习拍摄任务。鲍勃的信这样写道：“戴维，我很高兴你年轻力壮，因为我不得不告诉你，我要让你感到年老体衰。”
对于戴维·杜比利特（David Doubilet），一位水下摄影师来说，鲍勃简直就是瘟神。“没什么新意。”在看了杜比利特先前的工作成绩后，鲍勃嘟囔道，杜比利特只好溜之大吉。一年后在拍摄了许多新片子后，杜比利特首次得到任务，24年后，他的报道已经累计到了38次。“工作中总不易得到一项任务就像是你要攀登的大山，而且多数情况下都是孑然一身。”山姆·阿贝尔（Sam Abell），一位摄影师说。“年龄越长，那座山就好象越往我头上倾斜。它不会变矮小，而是更高峻。一旦任务得到许可，就要忍受着预算、报告研讨、调查、调查再调查、签订合同、日程安排、取得旅行支票、办理旅行许可、胶卷、护照、签证、免疫、票务、列单、打包的夹刑。”就拿1995年对棉花的报道来说， Cary Wolinsky阅读了65本书，进行了160次交涉，旅程上他要在11个国家落脚。日程上要把墨西哥棉花成熟和印度轧棉的日期列为重点。（即便如此，谁能预料Cary的墨西哥司机会把车倒进河里或是在他试图赶加里弗尼亚那班飞机时在机场受困三天。)不管对命运起不起作用，为了以防万一，凯瑞带了一枚“幸运豆”，那是在他执行第一次任务时落入他摄影包的一粒树种，自此他便保留至今。
在出发前，摄影师要备好许多胶卷，1993年《国家地理》的摄影师总共拍摄了46，769卷，大约1，683，600张，那一年，选用了1408张，平均千分之一的采用率。
下一项，相机和其它装备。为了一个1995年关于恐龙的报道，路易（Louie Psihoys）和他的助手（负责灯光，旅行安排以及搬运设备），携带了42件托运箱子和6件随身行李，行程250，000英里。包括9个机身，15只镜头，25，000瓦特的闪光灯，一匹作为拍摄博物馆藏品幕影的有橄榄球场一般长的天鹅绒，起用的行李费用达到了6位数。但像戴维那样试图跨越智利、西班牙和越南，就必须轻装上阵。他的标准装备，2个机身还有5支镜头，正好放在一只黑色尼龙背包里。
装备的重量级冠军是深水摄影师Emory Kristof，于1992年为了一次报道，把15吨重的器材（价值100万美元）运至西伯利亚的贝加尔湖。这次运输有171只板条箱，包括一面卫星天线，一个完整的冲洗暗房，一只橡皮艇，两辆为湖中深水摄影提供方便的可遥控车辆外加一台柴油发动机，而本次报道只采用了6张照片。
接着，该说穿什么了，对，就是金凯穿的那种有上百万个口袋的茶色背心。但Annie Griffiths Belts不会那么做，很显然“我要的是融合进去，你最不想让人们脑海中存在的念头就是：噢！这儿有个照相的。”鉴于同样的原因，史蒂夫·麦卡里（Steve Mccurry）脚踏旅游鞋，身穿卡其布短裤蓝色条纹牛津衫。“让自己看上去像个游客。”冬天，他就在旅游鞋外罩个黑色垃圾袋防雨防尘。
手臂擦伤？跟史蒂夫说说吧，他乘坐的小飞机一头扎入南斯拉夫境内一个阿尔卑斯湖泊。飞行员毫发无损地游走了，史蒂夫倒立着浸在冰冷的湖水中，尝试挣脱安全带，今天他还忍受着视网膜脱落的痛苦。有那么一次，Joe Scherschel在尼罗河用船桨挡开河马；Loren Mcintye在委内瑞拉被投入大狱；Dean Conger在大马士革受到监禁；在约旦一位贝多因人的酋长几乎将Jodi Cobb绑架（同事Tom Aber Crombie用一大把第纳尔将她赎回）；在卢旺达，一只大猩猩将Michael Nichols推下一座山丘（我感到一双大手在我的肩膀上……）。还有，Chris Johns在扎伊尔被火山熔岩烧伤；Sam Abell在都柏林遭抢劫，George Steinmetz在中非受到一种叫LOALA的蠕虫感染眼睛几乎失明（大动物并不惹麻烦，可怕的是那些小东西，几乎死于脑膜炎的Frans Lanting补充道）；David Doubilet曾被大白鲨追赶；Bill Curtsinger曾遭灰礁鲨猛撞；George Mobley被企鹅咬了一口。
在俄勒冈州，Joel Sartore被一名伐木工人揍了一顿。那是1994年，当他即将完成关于联邦土地的部分报道时，有人问他是否在为国家地理工作，当Sartore回答 “是”时，那家伙大吼着1990年一则关于森林的报道（由其他人拍摄）“纯属谣言”，然后开始攻击他。
“洪水，火灾，地震，战争，寄生虫，毒蛇，闪电，火山喷发，暴徒，骚乱，恐怖分子的炸弹，大象，犀牛，杀人蜂，海关人员（比大白鲨还糟）——我们都经历过。”Sisse Brimberg指出，“当然，即便是等待光线改善也是危险的。”她回忆起那天坐在墨西哥一座村庄的空地上，一位长者突然与一位年轻的酗酒者发生争吵,长者跑去拿着一支手枪返回来，那位年轻的敌手躲在Sisse身后，拿她作挡箭牌，Sisse吓呆了，直至旁观者说服长者放下手枪。
但更危险的，所有的摄影师都一致赞同的，是缺乏自信。沮丧是黑色的裹尸布。像Bill Allard这样的老手也会在小睡时嘟囔道:“会很不错，Allard——假如你不把事情弄糟的话。”就因为你把事情弄砸了，机身出错，镜头出错，灯光出错，胶卷出错（有时甚至没上卷），在那不可期遇的瞬间，照片溜走了。随即，这世界突然来了大转弯，幸运之星排列成行，不可思议的事情接连发生，奇迹不断出现。
“月亮升起来了,”Sam Abell说。“鲜花在盛开，孔雀在开屏”。摄影超脱了自身。
在现实世界中你无法理喻的东西，但它确实发生了。
“我站在一座教堂的台阶上，看到擦身而过的一位妇女有张迷人的脸。”Bill Allard，正在做1982年出版的秘鲁报道。“我43岁，刚与老婆分居，我最需要的就是一种严肃的关系。这事首次发生了，我去了一个国家，与一位语言不通相隔万里的女子坠入爱河。”他最终说服了她，Ani和Bill两年后成婚目前与他们7岁的儿子Anthony一起住在弗吉尼亚。
旅途中的浪漫故事在不断地上演。Sam Abell在关于太平洋潮汐的报道中遇见了他的爱人；Steve Raymer在执行任务时遇到了第二任和第三任妻子；Chris Tohus在埃塞俄比亚进行大裂谷的报道时遇到日后成为其夫人的Elizabeth。
但最令人痛苦也是最典型的现实是长期出门在外（摄影师通常每年要花费大约4个月时间在某个地区拍片），使得婚姻处于崩溃的边缘。“1964年我第一次来国家地理时，”Bruce Dale回忆道，“12个摄影工作人员中有8位离异。”B Anthony在其退休之日把Dale拉到一旁，说：“Bruce……这是不同凡响的42年……但假如我有重新选择的机会，我不会……我有一个自己并非不知道的儿子……我甚至没见过他的面。”
到处都是警示的故事，有些很好笑，有些不是。
“我出门很长时间，回来后我的狗直冲我狂吠。”Joel Sartore。“假如那些照片对你那么重要的话，”Dave Harvey的前任女友反唇相讥，“你临终时我就让你都带着。”
一次次地踏上旅程，兴奋，是的，充满诱惑力，没有。在经历了第一次婚姻失败后，Cary Wolinsky如此解决第二次，他与妻子还有儿子Yari一同旅行—— 一个很好的安排，除了有一次在秘鲁，一只沼泽鳄鱼在Yari骑在它肩膀上时把他击倒在地。当他听到儿子的头颅撞击在石头上轻微的破裂声时，他想，“我必须辞去这份工作。”Yari幸运地逃脱劫难，Wolinsky继续为杂志工作并同家人一起旅行。
对其他人来说，玩这把戏太复杂了。
大多数时候，Karen Kasmauski都会把两个孩子留在家中。“我所处的环境太危险，医疗条件简陋，水可能无法饮用。”Kasmauski说。最近他刚做了关于病毒的所有威胁方式的报道。即便一切都结束时，压力还在持续，回家解决一些问题再制造一些问题。
快门速度，快门速度，假如那只是设置转盘的活儿，那么你我为什么不能为《国家地理》拍照呢？一张照片的美丽取决于各个方面，但主要在于观察的能力，真正的观察，它是以如何处理物体与光线和如何预期在你眼前闪烁千分之一秒便消失的短暂瞬间之间微妙关系为转移的。
对山姆来说，影像就是魔术，他的工作就是冥想、抒情，拍摄漂浮在浓雾中的村庄和月光下闪烁的悬崖。
对哈维来说，摄影就是设计舞蹈动作。他试图感受城市生活的芭蕾，让自己处于旋涡的中心，无论是智利的一次抗议示威，还是西班牙的一场迪斯科。
对Jim Stanfield来说，摄影是强制性的,是对完美的追求。
“你不想失败。”他说，眼神随即黯淡下来。一位同事评论说：“Stanfield担心报道流产。”关于梵蒂冈的报道，他重复拍摄了44次圣彼得雕像的朝圣（最后一次获得成功），在针对伊斯坦布尔空气的研究中，他15次攀上一座有200级台阶的尖塔，最后，他们给了他一把钥匙。
水下摄影师杜比利特幻想着他的照片，它们起因于一套淌过他心灵深处的诗歌组句。在开曼群岛潜水期间，那“黄貂鱼与云”的词句闪入他的脑海。“我俯看着白沙，飞游的黄貂鱼和清澈的海水，我仰望蓝天白云。”他回忆着。照片的效果有着梦幻般的感觉。
Flip Nicklin，专门拍摄海洋哺乳动物，把自己想做一名猎人，为了一张独角鲸的照片花费了三天的时间，开着雪地汽车跨越冰天雪地。“不光要找到它们，” Filp说，“先是观察，理解，然后尽可能靠近以完成报道。”
技术因素——胶片速度，曝光，相机镜头——是最起码的。
“人们总是问我片子的光圈和快门速度，”自然历史摄影师Frans Lanting说。“我告诉他们：那张照片的曝光是43年又三十分之一秒。”
“是的，旅行很好，但生活并非总是那么轻松。当人们告诉我说想拥有我这样的工作时，”Louie Psihoyos说，“假如你知道的话。”
那么，动机是什么？
“为了让人们关注——关于正在消逝的雨林和大猩猩，我有种使命感。”Nick Nicolas说道。
“为了感受好奇，睁大你的眼睛，世界没有止境。”Gary Wolinsky说。
“为了经历，”Robert Madden说，“比如说当他们把阿波罗登月舱打捞上来时，你正在那架运输机上。丘吉尔的葬礼，玛雅陵墓的开启，智利皮诺切特的垮台，叶利钦在苏联的崛起，你就在那儿，作为一名目击者。”
“为了揭开一扇面纱，为了表现这些痛苦，生命将延续下去，”Dave Harvey说。
“我喜欢闭塞世界的隐秘报道，不管是日本歌舞伎或是沙特妇女。”Jodi Cobb说。
“为了表现人们都有的同样的需求，共同的乐趣，伤感，恐惧。旅行得越多，就越看清其实我们都一样，无论是孟买还是波士顿。”Karen Kasmaqusdui说，“我们发现了他们是谁，他们就是我们。当然，这是物种的大一统，一个多姿多彩的世界——野兽，鱼类，鸟类，人类。”
寻找照亮它们的光芒，就是乐趣所在。
“我记得与500头骆驼在撒哈拉14天艰苦跋涉的旅行中，”Jin Stanfield沉思着，“500头骆驼，一直延伸至地平线，”甚至在他制作的关于探险家Ibn Battuta的故事发表四年之后，Stanfield还惊叹道：“那是我一生中最快乐的时光。”
为了完成诗人怀特·惠特曼的报道，Maria Sternel把自己沉溺于诗情画意之中，找寻创作照片的灵感——在拍摄现场，她携带着惠特曼的草叶集，从一个电话亭把图片编辑招回总部，“听着。”她说，然后开始念诗句，她的语气热烈。
“当我拍照片时，我发现自己大笑起来,”Jodi Cobb说，“有时我发现自己欢呼雀跃。”Annie Griffiths说。也有哭泣，“有些事物你甚至没法拍摄下去，”Robert Caputo说，他回忆起索马里饥荒中躺在母亲臂弯里的儿童，每一次呼吸都变得更刺耳更迟缓。那天 ，他把相机放置在一旁。
痛苦与欢乐，在拍摄报道工作开始时，“它开始统治你的生活。”Frans Lanting说。
一个行业，一种生活方式，一次激情。
当金凯的故事早已沉寂于脑海之时，激情还在上演。
“这里，真正的浪漫，”Bill Allard说，“就是工作。”
《国家地理》是本优秀的杂志，虽然也有人批评它保守得老气横秋，许多篇文章的题目都很大，比如柏林、亚马逊甚至非洲，这就无形中增加的报道的难度，对摄影师的挑战就是用几幅图片来充分地表现主题。那么胜任这一工作一定要有深厚的功底，看他们的片子，有非常大器的感觉，呈现在我们面前的是活生生的一幕幕自然、社会和历史的戏剧，所以这些片子很容易引起读者深层次的思考，这也许就是摄影的震撼力吧。
这是一个五色缤纷的世界，就看你怎样以独特的视角和方法揭示它、创造它。
